2023年10月27日至29日，第三届“道·器 江南”学术论坛暨第十六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学院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人文思想与政治研究所（筹）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创新团队“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联合主办，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支持。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副书记刘正，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范钧，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副会长唐力行，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赵世瑜等出席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朱文信与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副处长姚潇鸫主持。
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文信主持开幕式
来自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日本大阪大学、香港树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体育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东南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厦门大学、西南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商务印书馆、中西书局等国内外高校及科研、出版单位7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参会，大会共收到论文64篇。
关于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金一斌
“道·器江南”第16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史学与艺术学的一次高质量学术会议。记得唐力行教授曾总结过这个研讨会的特点：对学术前沿有着不懈地追求；注重“知”“行”的结合；强调跨学科的研究等。这几点，也彰显在这两天的研讨与交流中。
本次江南社会史研讨会的特征
第一，议题丰富精彩。专家们基于大量中外史料和各种翔实的数据，考察宋明以来江南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民俗文化、人文艺术、交通运输、城市发展、空间网络等等，展现了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多元性与创新性。第二，多学科交叉融合。本次研讨突破了学术研究的地域界限和学科界限，展开多学科、多背景的合作，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艺术学等进行深入讨论，多学科互生互融，道器相依，实现了“道”与“器”的思想碰撞。第三，史学要素充分呈现。史实、史料、史观是史学三要素。在中国历史上，江南长期经济繁荣，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艺术作品等。与会专家运用丰富史料，还原了江南社会历史的基本事实；通过史料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在研究中表达了明确的历史观，基于现实关怀的史学自觉和强烈的问题意识。第四，分析方法多元。与会专家运用文献研究、民间文献、考古发掘、口述文化、数字人文等多元材料和多元方法，对江南史进行了跨学科研究。正是这四点，保证了研讨会的高质量、高水平。
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纵深
江南社会史研究一直都是区域史研究中的显学。近年来，江南研究中除了社会史研究继续深化外，新的研究点不断涌出，有的向物的方向延伸，如生态环境史与卫生史，文士治生史，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有的向文化心理方向延伸，如心态、精神文化史等等。
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道•器江南”为主题，从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的关系的哲学思考出发，讨论江南社会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讨论江南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曲艺书法与建筑技艺等等。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新模式，必将进一步拓展江南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新空间、新范式，将江南社会史研究引向更深的层面。
江南社会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领域，“江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江南文化以其开放、包容、创新，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区域文化，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江南地区后发先至、优势突出。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江南文化的上述特质得到充分彰显。
社会发展史的深层机理是文化史。江南文化厚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是长三角共同的文化标识，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深入开展江南文化创新研究，是打响“共同富裕”品牌，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
当下，江南社会史研究要进一步挖掘江南文化资源，进一步聚焦特色亮点，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拓宽江南文化研究领域、提升江南文化国际影响力，真正成为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保障。这就需要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多种视角、多种维度，聚焦江南社会发展史、文化史中的各个领域，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江南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研究视角上——重视社会经济的影响。江南在发展程度上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最早在我国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诸如“资本主义萌芽”“早期近代化”等新动向。在江南社会史研究中，有必要强调“江南视角”，即立足江南本身，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展开讨论，注重江南区域市场、经济扩张的内在逻辑：六朝以来南方在人口、技术与财富上逐渐超越北方，宋代出现“商业革命”，明清阶段工商市镇的勃兴，以至近代东南开埠以来的变迁。
江南地域有着全国最大的城镇发展群。康熙时孔尚任说：“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地，曰燕台，曰金陵，曰维扬，曰吴门，曰武林。”可见清初全国五大都会，江南占其三。刘大观说：“扬州以园亭胜，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江南地区无论在市镇发展数量还是市镇繁荣程度上，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肩的。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探讨江南内部社会经济变动与政区、制度、文化、信仰等因素的关联，注重历史进程的整体性。
——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人地关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孟德斯鸠提出了自然条件与人的三种关系，其中尤其强调了气候的决定性作用。“胡焕庸线”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A）江南文化主要是吴越文化，但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吴人和越人不同的文化心理。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越地山区多，平原少，自然环境较差，人们需要从山区和大海来争取生存空间。（B）不同的地域环境，促使吴文化和越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吴文化以精巧、细腻、典雅、柔美而著称，像苏州园林，苏绣，苏州丝绸，吴门画派，南京云锦，无锡惠山泥人，还有发音绵软轻柔的吴语，都是吴文化的代表。越文化以质朴、阳刚、通俗为特色，比如，越窑、瓯窑、德清窑的瓷器，绍兴柯岩石刻，绍剧，都可以代表越文化的特色。在未来的研究中，环境对江南水乡人类行为、人地关系影响值得进一步重视。
——重视道器关系阐释。中国传统“道器”关系，有“道在器先”“道在器中”及“天下惟器”的辩论。事实上，器是外在的形态，道是内在的思想精髓。器若离开了道，那么无疑会丧失风采，道若离开了器，那么也难以被人们所感知。在江南古代器物上，我们能够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与天地之美；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或者无论历经怎么样的时代变迁，中国古代器物中所蕴含着的思想，都是立体而生动的。或许不同时代的器物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但无论如何变化，以器物为载体蕴含以及传达的精神内涵，是亘古不变的。
江南艺术史研究，能更好地辨别中国古代器物中的美学思想，窥探出它独特的美学特征，认知到它非常饱满的美学追求。为深入全面地剖析中国古代器物的核心内涵，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充分、全面地辨别以及判别道器之间的关系，继而更好地认知中国古代器物中蕴含着的道法精神。
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全局关怀”，防止碎片化。 “全局关怀”是区域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学理之一。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江南作为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社会走向上反映着中国发展的态势。江南史研究由大问题的导引，汇入甚至主导了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的宏大叙事。诚如科大卫先生所言，虽然江南地区在明清国家与社会的运作中处于中枢地位，江南史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国家史，但不能“把中国历史写成是江南的扩大化”。江南经验不能掩盖整个中国的历史面貌，而江南区域的本来面貌也不应该被宏大叙事所遮蔽。
在历史人类学“向下看”的路数影响下，江南社会史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和细化，重视日常生活细节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环境/生态史等新理论与方法，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千姿百态的“实证”研究实践中。但是，当下也有对江南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郑师渠先生所提到的“碎片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碎片化本身，另一种是碎后追求新的综合化。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渐趋深入，对单一历史人物、事件的细化研究是必然趋势，把这些单一研究称之为“碎片”未尝不可，但“碎片”不等于“碎片化”，仅仅局限于“碎片”而不加以整合才会出现“碎片化”现象。个案研究和区域社会研究应是以一小块“碎片”观整体的研究，而不是一个个孤立零散的历史“碎片”。在江南社会史研究中，个案和区域研究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能否小切口、大视野，从“个体”、“地方性”经验上升为“普遍性”意义。
——重视新材料、新方法应用。江南的文献资料异常宏富，为江南史研究提供了得以长盛不衰的源泉。与地方志、国史及其他正史一样，碑文、契约、谱牒、口述资料，与文集、笔记、野史、说唱文本、文学作品、艺术遗产、建筑、道路等等，都是江南史研究的重要素材。江南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人文奥区。“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明清两代，全国七分之一以上的进士诞生在江南。江南士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其博学多闻，赋诗填词，作文撰史，写字画画，审音度曲，藏书籍，砌园林，收古玩，使得富庶的江南更加多姿多彩，熠熠生辉。作为明清时期文化标志的《红楼梦》、“三言二拍”、《牡丹亭》等名篇佳作，大都打上了江南的印迹，也正是这些文化经典，为江南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大数据、AI技术的发展，为江南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能对历史素材进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剖析与解读。大数据、AI在文本分析、考古发掘、历史事件模拟、历史遗址保护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使史学家能够更深入地挖掘历史信息，更准确地还原历史事件。AI技术也将推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AI技术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确保其在历史探索中的应用既科学又人文。
——既重视学科交叉融合，又保持史学研究的独特性。随着江南社会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其边界不断扩展，形成社会生活史、政治社会史、城市社会文化史等新方向。在交叉研究中，避免对其他社会、自然科学方法理论的生搬硬套，这会模糊江南史的研究界限。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嫁接上。社会史是一种由古及今的纵向研究，社会学则更注重当下的社会结构状态。如果盲目使用社会学的理论等进行历史研究，则必然会出现偏差。再如计量史学的出现，这本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但有的学者过于注重各类数据的分析和考量，使文章变得晦涩难懂，从而失去了历史学研究的意义。江南社会史的研究应以学科特点为起点，重视史学研究要素，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重视江南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反思。江南社会史研究，不仅在历史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宏富，而且在理论分析上也有深厚积累，研究门槛相当高。但是，目前对江南社会史理论的研究多是单一的、零散的，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另外对江南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思不足，要像史学理论一样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则需要更大的努力。这里所说的理论，不仅指由经验主义的实践升华而来的各种范式、模型、术语，更重要的是指理论与方法上的素养和见识。精致的微观研究，可以“小题大做”，小中见大，这是推进对重大历史问题探索的深化。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史无定法。史学研究“有法可依”，即需要兼收并蓄，广纳“新”“旧”诸法。
江南文化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文化生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进入新的境界。江南社会史的研究，需要在时代性维度中进一步拓展深化。相信在未来的江南社会史“道器之辩”中，会有更深的耕耘、更广的空间、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正致辞
刘正指出，自魏晋以来，江南成为人文渊薮和领风气之先的地区，它用自己的特殊底蕴哺育出了一方宁静的人文山水。由于江南的繁庶，这里很早就孕育成了一片学术热土。2007年“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举办，迄今已连续召开了十六届，成为在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而本次大会展开的学术对话与思想碰撞，既是一场跨学科的学术盛宴，也是一次难得的文人雅集，更是一道深邃的江南命题，这道命题的核心使命是追溯江南的历史，思考江南的当下，擘画江南的未来。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范钧致辞
范钧认为，江南历史悠久，在不断整合和重构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中，江南特有的社会与文化底蕴是其中重要的衔接点。众多专家学者潜精研思，使江南研究成果斐然。这次研讨会为推动江南研究、说好江南故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力量。希望来自江南各地乃至江南以外的学者，能够共同携手，推动对于江南文化的研究。
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致辞
唐力行指出，从目前的国际学界来看，社会史与文化史已经结合成了一套成熟的学术体系，这套体系最大的特征即文化与历史的互动，这种互动进一步构建出了当前仍处在国际学术前沿的社会文化史。在文化与历史彼此促进的江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仅仅依靠史学的力量是不够的，正需要像中国美院这样的合作者，将艺术、文化与历史相结合，携手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开辟学术的新路径。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致辞
常建华梳理了江南史发展的历史脉络，认为江南史作为整体的研究，要与大历史发生关联。江南史长期关注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由于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江南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往的研究只注重一个侧面，而中国美术学院的加入，拓宽了我们研究的范围，为江南研究注入了艺术史的内容，也为江南史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在主旨发言环节，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分别就江南传统文化继承创新、江南“小桥流水”意象形成、明代浙江祠祭祖先问题、明清徽（州）籍书画收藏、网络分析理论在江南史和华人史研究中的应用等主题作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展示了本次会议拓展理论深度、推动跨界交流的特点。主持发言环节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徐茂明教授主持。
同时，本次会议延续了“道·器 江南”的主题，设有“水乡环境与民俗生活”、“城市景观与历史记忆”、“空间、网络与都市生活”、“宗族与经济”、“精英文化与社会权势”、“水利、航运与社会”、“艺术创作、鉴藏与消费”、“科举、文献与士人活动”、“器物与艺术”等9个专题进行小组讨论，力图推进江南史研究突破学科藩篱和地域畛域，极大丰富了江南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大会合影
江南作为展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窗口，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江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必然要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弘扬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长江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坚持“两个结合”提供优秀的江南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