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文化复兴与深化社会启蒙的多层次价值
谈到中国美术学院的一种美学与艺术启蒙的精神传统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答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五个基本问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本质、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为什么而创作、为谁而创作、怎么创作等问题指明了方向。
10月16日上午，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九周年之时，中国美术学院举办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理解新时代文艺创作中的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朱文信教授作了《从艺术凝聚民族意志，——促进文化复兴与深化社会启蒙的多层次价值，谈到中国美术学院的一种美学与艺术启蒙的精神传统》的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关于现实主义或现实题材的艺术创作与社会化的性格，我想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一个“诗可以怨，诗，更可以群”的传统。
我们的民族开启于周公，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塑造了中国的民族传统，其塑造手腕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建设，它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手笔，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与宗教。
后来的社会发展，除了少数的思想家能够理解外，艺术大都时候都被轻视了，因为历史上能够战胜时间的话语，往往不掌握在高瞻远瞩的政治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手中。历史往往是被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来书写，那些原本能够触发具有社会学革命意义的“匠人”们——我们今天也叫技术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甚至被打压，一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几乎没有匠人与艺人的身影，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没有欧洲工业革命波及到全球，延伸至中国，这批人可能至今还在遮蔽当中，其实，他们就是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同道中人，是属于艺术共同体这个大家庭里的有机组成。
而最近一百年里面，就该领域最震撼人、很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文艺思想，不得不承认是延安与北京两次文艺讲话，它们都直接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或者政治精神跟艺术精神，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流政治领袖的目光，非常深邃，非常悠远。
在民族意志的凝定当中，或者说文化精神的重新塑造当中，如果举例的话，在近代欧洲，首先发端的南欧的意大利，史称“文艺复兴”。其实，如果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家梅列科夫斯基的话来讲，那是“诸神复活”，它对应的是中世纪开始的诸神之死，这个诸神，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艺术魂魄，反观彼时，首先确实是艺术，而且是美术，作为新文化、新民族尤其是新社会意识形态崛起的一个重大标志，后来，果然神奇般地如同精神的电流一般，波及到了整个欧洲，触发了欧洲近代思想的一个巨大飞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文精神的思潮崛起。
但是，这个毕竟属于思想启蒙的范畴，还没有抵达国家精神的建设。除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流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外，注意艺术对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欧洲能够比肩，那可能就是德国人建立的文化传统，
德国有他的特殊性，其一，相比英法而言，它的建国比较迟，民族精神还远远没有起步；其二，马丁路德之后，民族语言差不多觉醒了。于是，在这种政治未能统一，语言已经觉醒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诸多德语区，德语的诸多邦国凝聚为一种统一的民族意志，靠什么来建构、来塑造？他们找到的那一把钥匙，那就是美学或者说艺术，他们取法希腊，以希腊为理想。从温克尔曼开始，经过莱辛，赫尔德尔、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一直到尼采。他们一致地把阿波罗艺术作为德国民族精神与主流文化的建设。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的开篇《致理查德.瓦格纳》中说，艺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耐人寻味。
而我们知道，中国美术学院其实也是有一个传统在的，那就是基于蔡元培先生的一个救国之梦，即以“艺术与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其实是一种区别于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的救国路径。
从何入手，那时候是有过一些重要的启蒙思潮介入中国的文化、政治生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的，大概有三次——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启蒙的三段论，可惜后来被中日战争彻底打断。
如果用十年为界的话，20世纪最初十年，是一种进化论思潮，对古今之变的思考，代表就是严复先生的天演论，在新世纪激发这个冲击波。第二个十年是东西文化之争，这个东西文化之争的高潮，就是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邀请过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两位先生都是理性启蒙，对应英国与法国的，但是德国的启蒙尚属匮乏。
第三个十年是著名的人生观之论战，也就是科学和玄学间的论战。这个论战就有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深度追问，换言之，开始对科学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代启蒙产生怀疑，由玄学来替代吗？玄学，其代表主要是新儒家，我们可以理解为新宋学，走上了中国文化的前台。但就其精神而言，它毕竟不是一种理想的人文、理想的现代。而是应该呼应蔡元培的觉醒，跟美学、跟艺术发生深度的关系，才是启蒙的圆满，这一点是谁提出来的呢？先是王国维，但是他没有蔡元培自觉，然后，在蔡先生的影响之下，来具体展开实践与行动的，那当仁不让的，就是我们的学院，由国立艺术院所确立起来的阿波罗精神。
这个阿波罗精神，是中国的第三个十年（1928年）登上了社会启蒙的舞台。是德先生，赛先生这种理性启蒙之外的第三类启蒙，人们生活在湖边，“来创造美、实现美，使人们由迷信的心变成爱美的心，完成人们的生活”，这种理想就是我们美院最初的一个社会理想。
而前两种启蒙在时代的乱离中，最后中断了，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但是，不要忘了，唯有后面的这一种启蒙，一直在延续，无非是从个人的画室，师生的教室，即一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地人间，我们从平湖秋月的岁月静好，到战火纷飞的西迁之旅。建国后的几个转折，里面虽也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岁月，各种各样的挑战，一一经历，一直到我们的今日的新世纪、新时代的风生水起，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美院校史的四个时代，有一个未曾中断的历史，那就是创造美，实现美的历史，既是艺术创作史，艺术解释史与历史传播史。
其中，特别瞩目的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及我们新时代总书记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其精神呼应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古典传统，也呼应了近代以来世界各个民族与社会的启蒙智慧，尤其对应着蔡元培先生立下根基，由林风眠先生和我们新一代的诸位艺术家们群体的劳作，我觉得是相似的，是一致性，这个特别值得庆幸。
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这个艺术家群体，是辉煌的现代启蒙以来唯一未曾中断的传统，而且是一个集体在劳作。这个集体，如果归纳起来的话，他们意味着三重身份：
第一重身份，就是那些艺术的创造者，创作者，在艺术语言与艺术本体形式上展开深度的探索，非常可贵。不过单单有这一类人物，那肯定不行，这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吟风弄月没有本质的差别，还是困守一隅，就社会理想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还需要第二类身份，即艺术的命名者和解释者，那就需要一些理论家，前一类，身怀绝技，后一类，博览群书，目光深邃，能够深度理解时代与人心，为时代的艺术进行命名和解释。还有第三类人物，也属于我们的艺术共同体，那就是传播和弘扬艺术精神的人，他们勤于书写，而且精力弥漫，行走四方，往往能够引发社会新思潮的激变，把艺术带进了最广大的人们的生活当中。第一类人可以理解为匠人、艺人，第二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哲人、艺术思想家，第三类，我们可以理解为林先生所讲的，在时代的乱离，或者精神与价值的乱世当中，能够“为艺术战”的那些战士。而这三重身份：匠人，哲人与战士，可以是同一个人，更可能是分工，是各自为战，但都是可以统一到了我们国立艺术院自建校之初，沿澜随波而来的亚波罗精神传统里面，关涉社会的新秩序与社会的新生。
根据我们学院的95年的历史传统，我们发现，艺术家不仅是画出他们个人的生命理想与审美之梦，成就个人的艺术境界，我们把它叫做画自由，同时，也要有一种大怀抱，画出时代、家国、天下的命运与前景，我们把这个叫做画大悲，这是我们学院第一代艺术家吴大羽先生的话，他的原话是在他晚年回答欧洲的一个画廊采访时候说的，什么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他说：“前身曰画自由，后身曰画大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