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与现代化和社会教育问题紧密相关，还涉及到理论基础的探讨。王杰教授通过梳理审美的革命与审美教育问题的知识谱系：席勒1795年《审美教育书简》奠定了美育的人本主义基础；马克思1859年《致斐迪南拉萨尔》揭示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和艺术的主体性问题；朗西埃2006年《美学的政治》探讨了审美与政治的关联；托尼·本尼特2009年《文学之外》拓展了审美边界；艾尔雅维奇2015年《审美革命与20世纪先锋运动》重审先锋精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8年《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讲话，共同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审美教育新范式。

王杰教授认为，审美教育的核心在于对主体性的改造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了审美教育对艺术家与民众的双重改造目标，催生了众多杰出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在民众中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与激励作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通识教育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关联，在中国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领域，部分学者深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文化之战”。因此，审美教育的现代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议题。马克思和康德以及席勒的一个关键区别是：马克思是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与社会理论相结合，康德和席勒则是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来理解和规定人的基本属性。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出版《保卫马克思》，探讨了青年时期马克思与成熟时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并对人道主义及审美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随后在1971年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提出了关于审美教育的当代性问题。

王杰教授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目标在当代审美教育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如何通过审美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理论。这种理论不再以“纯形式”和“自由的理念”为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艺术自律性的情感形式讨论。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把审美形式与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实生活重新联系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起来，将文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是当代审美教育的主要任务。

接着，王杰教授讲述了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和机遇。随着信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和AI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对立，不再是情感与工具理性的对立，在当代社会，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重新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

  智能社会人类生产力空前提高，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大量增长，休闲、游戏和审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正在开始成为现实，在当代社会，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生产”艺术作品，并且可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传播，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化。艺术家与普通人界限的模糊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消失，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础逐渐从机械复制转向了以个人自我中心的生产模式。随着当代艺术生产方式的改变，审美活动在重建文化符号及审美形式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重要。

王杰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性不同于欧洲的先锋派艺术，王教授梳理了三种形态的先锋派及其理论基础，以自己与阿列西教授的学术对话引出对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问题的提出。在王杰教授看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现象把中国传统文化以某种形式创新而具有先锋性，因其自身的民族性而具有天然的大众性，这些特质具有艺术形式的创新，与以往先锋派不同的是，第四种先锋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大合唱现象、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戏剧改革现象，都具备第四种形态先锋派的理论特点：一是文化传统中的形式因素的继承和某种形式的转化；二是大众性和先锋性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三是艺术形式上有实质性的创新。在讲座尾声，王杰教授进一步探讨了通过情感结构的改变来实现对主体的改造，进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的问题，他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高度关注美育问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