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闻中教授为2023级研究生作题为《国立艺术院的亚波罗精神》入学教育。在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之际，闻中老师以一部秘密的思想史与知识学引发学生的思考，对国立艺术院立校之初确立的“亚波罗精神”提出三个问题，并一一作了别开生面的解答。
国立艺术院的亚波罗精神
诸位，从这一周开始，我们研究生新生就完全加入了国美大家庭，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了解国美的当下，同时重要的是，也要了解国美的过去，只有这样，你才能更精准地来判断国美的未来，当然，也包括诸位的未来。
此次新生的教育课程里，我想给大家讲授的是——《国立艺术院的亚波罗精神》。我们美院要溯源的话，其历史已有95年了，专业很多，现在已有28个专业科目，林林总总，如果要分类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人：一类是艺术的创造者，一类是艺术的命名者和解释者，还有一类，则是艺术的传播者、艺术的弘扬者。我们简单地用这么一个类别来划分，可以将他们一道纳入亚波罗这个思想传统里中，在此，我提供自己的一孔之见，分享给诸位，也许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研究的线索。
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名的沿革，名字的更换，也往往意味着时代的沧桑，一百来年的社会变革，也多少会反映在我们的校名变化当中。最初的名字，叫做“国立艺术院”。中间那个是我们学院的第一个校徽，叫做“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图标的内容要注意：驾着四匹马，有一个神话人物，这个神就是亚波罗，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阿波罗。一直到后来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浙江美术学院，以及今日诸位进来的中国美术学院。这是一部95年的恢弘历史。我今天大概围绕着这么三点展开：
第一，亚波罗精神的传统溯源，为什么是德国？第二，为什么是艺术？第三，为什么是亚波罗？
我们从国立艺术院在西湖边的建校说起，里面有一部相对秘密的思想史与知识学的传统。美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背后人物，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做“建校之父”，那就是蔡元培先生。元培先生在1927年6月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在那时候，他召开了艺术教育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在西湖边办一所国立艺术大学，其中设置四个系，有预科和研究部，注意，它是一座完整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有些人说北京也有一个国立艺专，后来又叫做北平国立艺专的不是吗？其实，那不是一个完整的高等院校，而是以中等艺术教育为主，所以，第一所国立综合高等艺术学府就是我们美院的前身。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有了一个重要的梦想，要实现它，那就是“以美育代宗教”。
当年的开学补了一个开学典礼，在这个开学演讲词里，我们要留意一下，蔡元培从北京赶来，当时他说“艺术是创造美、实现美的”，西湖边当然有非常漂亮的湖山胜景，那是自然美，但是，必需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设立艺术院……，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这个说法，我们也许已经相当熟悉，那么，它的实践方式，就是要在这里创办一座艺术高等院校，“叫做艺术院，创造美，以便今后的人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元培先生在他的讲话中，谈到了欧洲两个重要的国家，应该是那时相当强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他觉得这两个国家的背后，皆由一种精神传统对于民族性的塑造，那就是美育，“法国人优美，能从容不迫，德国人壮美，他们做事一往无前，气盖一世”，当时，他的讲话当中，不断地谈到了审美教育的价值。
这是大家这段时间不断看到的建校之初的理念，叫做“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我们这里要特别重视的是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神话形象，即亚波罗的形象。我的结论是：如果要在精神上溯源的话，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实践，根源于法国，而在艺术哲学与美学精神上，我认为可以断定它和德国密不可分，它继承的是德国人的启蒙传统。
诸位知道，在世界历史上，整个近现代精神是由启蒙运动发端，是非常重要的思潮，在西欧，启蒙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英国，尤其是苏格兰的启蒙，还有就是法国的启蒙，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法国启蒙；再次，就是德国人开启出来的启蒙。他们为整个人类思想贡献出了三种观念：
第一种，重点是苏格兰启蒙带给我们的市场演化，其实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启蒙，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休谟的《人性论》为代表。第二种，在法国兴起的启蒙，它的核心是理性至上，特别我们所熟悉的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述的政治启蒙与科学启蒙。还有一个启蒙，那就是来自于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观念，与艺术审美有着莫大的关系。
蔡元培先生于开学演讲词里的这几段话，“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创造美也许可以变成吟风弄月的个人修为，但是，要实现美，它就带有社会属性，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然后，他要用艺术来替代宗教的说法，它的依据是什么？“艺术代宗教，使得今后的人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这段话我们再美院可能会不断地听到，因为这些都是蔡元培先生当时开学所讲的话语。
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话题，
为什么是德国？
首先，我们和法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作为国立艺术院，从精神谱系上来讲，它的实践的创作的系统大多得益于法国，今天也是这样。尤其是成立之初的那批教授和艺术家，大多是留法学生。吴冠中先生自己也是留法的，他还回忆了当时的美院盛况，在他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文中，他谈到了美院那几个重要的人物，“林风眠校长、林文铮教务长，教授们如吴大羽，刘开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师，几乎清一色都是留法的，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当时的杭州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王子云老师访国前就是学校的驻欧代表，校图书馆里画册及其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学校里面教法文，但认真学的学生太少了”。
我们在这里重点要谈的，更是在美院的思想意义上，其精神更多的应该来自于德国，其实德国人为今日世界的重大美学命题、重要的艺术哲学与生存论，提供了非常多的养料，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思想突破，与德国人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大多离不开德国人的启蒙传统？这是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这一点国立艺术院在当时也不例外。
在这里我们要谈到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蔡元培。先是王国维，但是他没有蔡元培自觉。王国维是近代新学问的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严格地讲，是他引领了美育与美学，他的背后站着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叔本华，一个是尼采。一个是蔡元培，背后也有两位德国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席勒。我们不讲王国维，就讲蔡元培，他在一七年首次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时候，就是基于对德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种深度理解，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艺术可以凝聚国家意志。其中，康德和席勒是直接影响蔡元培的人。
如果我们再向德国传统追溯的话，可能还要谈到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温克尔曼，他开启了艺术史，他是“艺术史之父”。然后，从莱辛、赫尔德尔、歌德、黑格尔，一直到叔本华，直到尼采，曲终奏雅。我们可以说完成了一次审美对于民族精神的系统性塑造。在欧洲历来有“德法之争”的说法，那时，法国人一直领先于诸国，德国人面对法国人是自卑的。
德国人有他的特殊性，其一，相比英法而言，它的建国比较迟，民族精神还远远没有起步；其二，马丁路德之后，民族语言差不多觉醒了。于是，在这种政治未能统一，语言已经觉醒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诸多德语区，德语的诸多邦国凝聚为一种统一的民族意志，靠什么来建构、来塑造？他们找到的那一把钥匙，那就是美学或者说艺术。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帝国一旦形成，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直至今日。
我们先讲一个背景，陈平先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艺术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知识的分类》当中说，“自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之交，在思维活跃、各种新理论与新观点迭出的智性格局中，德语国家的文化史、美学与艺术史等领域处在激烈的变革当中。”他就谈了很多譬如康德、赫尔巴特等重要人物，“总的趋势是从形而上学的美学思辨，到对形式要素和知觉心理学的细密研究；从对自然美与艺术美的主观的、笼统的描述，到对具体艺术作品的风格描述与形式分析，以此构建着通向现代美学与艺术科学的基础。”
在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的大浪潮中，我们可能都注意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些主流学科，但是大家切切不要忘了，里面就有一种美学和艺术史的输入，最重要的就是蔡元培、宗白华、滕固这些留德学者的介绍，传入我国，对我们的时代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学术史上，它对于民族精神之塑造的价值历来很少加以论证，这个我们后面要补充说明。
关于元培先生的情况，范景中老师最近出了三卷《艺术与文明》，第二册里的序言谈到，“蔡元培宁愿放弃日本公费留学，自费去德国，原因就是他说的：世界学术德最尊”。他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学的现象，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术出现高峰时，艺术的研究自然跟进，因此美术史能够成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一个准绳。他还谈到两个人物，温克尔曼作为一个艺术史家，康德作为一个大哲学家，他们的合力完成了一个奇迹，使德国文化成为超越欧洲意义的文化，那是任何两位其他思想家都从未办到的奇迹。这里面有耐人寻味的内涵，我们此处也不展开，但大家需要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线索。
元培先生有4次去德国学习的机会，前后在德学习达六年之久，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熏陶。他苦学德语，最重要的是1907到1911年第一次赴德的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学习时光，这对他以后个人思想发展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在这段游学经历中，他逐渐形成了兼通中西的观念。大家看到美院的第一个信笺，里面有个一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云云，这些其实都有蔡元培先生的一些思想，里面有他的观念：以美育代宗教。主要有三篇代表文章：
1917年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1930年的《以美育代宗教》
1932年的《美育代宗教》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大家要知道，我们那时已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其最核心的概念是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这两个都是欧洲启蒙时代由法国人发端而普及到全世界的理性至上的观念。元培先生在1919年的12月份却说——“我很望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这是一个补充性的对启蒙之不足、启蒙之匮乏、启蒙之不能完整呈现人生的一个重要补充。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国立艺术院，但那一定是他所暗中期许的未来。
我们这里要特别谈一点康德和席勒，应该说，这两个人在塑造蔡元培的思想，尤其是美育思想方面有极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康德有非常重要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前两者是一种知识论与道德哲学，这也就是我们理性启蒙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一种启示。为什么要补充第三部批判呢？今天看来，就人的完整性来说，它的重要性甚至比前两部还重要，尤其和我们国立艺术院沿袭下来的价值追求关系不小。《判断力批判》要完成人的美和美感世界，提升人性。
这本书里内容很多，其要点如果我们拎出来的话，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讲，康德在这本书里说，——“美之有意义是只对人类而有意义，即是说，只对那些是动物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诸存有而有意义。不是对那些只当作理性的存有看，即只当作睿智的存有看的诸存有而有意义。”也就是说，美于什么有意义呢？它对动物是没有意义的，对神也没有意义，因为纯动物的无美感，纯睿智的超美感，只对动物与神之间的人类，始有美感的诞生。所以它对完成人的生命之完整性有巨大的意义，而美和理性正好形成一个张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种启蒙，是康德在晚期的成熟思考：第三批判。艺术与审美充满了人性，如果再由人性拓展开来，就是充满了人间性，转而为德国人的启蒙性，即艺术审美的启蒙。这是第一个影响蔡元培很重要的人物。在蔡元培的人生自述中，他说：“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
还有一个人就是席勒，席勒是诗人，也是审美教育领域里开宗立派的人物，他的《审美书简》是一部重要的美学经典，“只有当一个人是最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在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这是在他的第15封书简里的内容。
席勒认为，要想达到理想的自由王国，就必须恢复完整的人性。在《审美书简》的第四封信当中，他谈到如何才能让人达到性格的完整性。而最理想的人就是古希腊人，因为他们是最完整的人。这是德国人塑造的一个理想摹本，后来一直影响了很多德国的思想家，包括尼采。而蔡元培作为教育家，提倡的健全人格与席勒的恢复完整人性是共通的，他们都希望通过美育的手段来对抗科学、机械化，也就是可科学理性高扬的时代，理性独断的时代，因人性之分裂，而渴望用美育来重塑一个一个完整的人。
《审美书简》里还进一步谈到美学和政治有关系，在他的第二封信里这么讲，“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当下理智已经启蒙，感觉方式却没有改变，仍然没有追求真理的冲动，所以培养感觉功能是时代的当务之急”，这是他当时的言论，谈到艺术审美教育的关键，即政治和艺术，或者政治精神跟艺术精神，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大家不要忘记了，那时候德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他为散乱的、零碎的德意志的语言区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就是用审美来凝定一个新的民族诞生，成为现代国家，他在提供一种精神的源起。这和我们所理解的，尤其是中国古典士大夫的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理解艺术，显然不一样。我们也要从这里来理解我们国立艺术院的立校之初，它当时是有这方面的启示的，因为中国同样面临现代性转折的艰难。
这200余年来，审美思想和现代性问题一直纠结在一起，现代性的审美精神是由两类人开启的，一类是文艺世界的创作家、创作者，包括艺术家与艺术史家，诗人与文学家，还有一类是哲人与美学家。你看，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从康德一直到尼采，他们的学说里面都有重要的一块内容，包括黑格尔，皆会很深地谈及美学或艺术哲学。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不是美的领域的创作者，只是个艺术的思辨家、解释者与命名者。
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确立，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要在德国兴起的现代性思想转折的结果，所以审美思想和现代性甚至和未来的人类精神救赎的出路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德意志的审美精神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思想类型，不断推进和扩展，影响深远。
学者刘小枫曾说：“审美主义是一种生存论和世界观的类型，它体现为对某种无条件的绝对感性的追寻和对诗意化生活秩序的肯定。”这和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艺术形态、艺术的价值，其实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思想深度，可以作为诸位研究生今后运思的一个入口。
“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审美问题实际定位于哲学家和诗人们面临现代型社会形态的困境时所思虑的种种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学不是一门文艺学学问，而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时的一种生存态度。哲人和诗人关注的是感性生存的可能性，审美形态涉及个体生存意义的救护，就是人何以为人，叫做人义论”，卡西尔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人论》，这也是20世纪重要的文化哲学经典。
我们只有这样的一种视野，从德国审美启蒙的视域当中，才能理解蔡元培先生思想的内涵，他的美育。他是“五育”并举，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大概就是审美教育了。他是由歌德、席勒和温克尔曼在艺术创作与鉴赏领域开启，继之以康德、席勒在哲学与教育领域搅动风云的“极为高贵的文化斗争”，致力于“在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亲密联盟”。在文化意义上，德国人一直把自己塑造为希腊文明的正宗后裔和发扬者，甚至把德语和希腊语连为一体，这是他们有意识地在做一些民族精神塑造的工作，包括对神话、童谣与民歌的整理。
德国启蒙要解决的问题既是艺术与抽象的，其实也是政治与实践的。你知道这个时候对什么人特别有启发呢？而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初衷和背景是相似的，亦落在国族命运的思考上，以促成社会与教育的变革。文化风云变幻的民国，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彼时，国族涣散，文化疲靡。蔡元培先生有很多的思考，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用什么救国的问题。所以它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启蒙运动初期的理性启蒙内容，思考的不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范畴了，因为政治的、科学的，它能不能完成人的生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他思考更深。而席勒当然是现代美育的最早提出者，真正将人生美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则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尤其是尼采，曲终奏雅，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而且他还谈到了一句非常经典的、流传甚远的箴言，“人生和世界之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只有作为审美现象，它才是合法的”，否则的话，你不能理解人生的苦难，苦难不对理性负责。——人类生活的各种困境，只有作为审美现象，它才获得了合法性，把整个生命、整个世界看成审美现象来理解。为此，尼采第一个宣布自己为悲剧哲学家，原因就在这里。
蔡元培去德国留学的学校，就是尼采读书的莱比锡大学，待了四年，尼采毕业后，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尼采有一部很重要的书，也是他的处女作，叫做《悲剧的诞生》的开篇《致理查德.瓦格纳》开宗明义，我要谈论的美学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一般人读到这些话很是诧异，美学不是风花雪月，不是一种人生的风雅之事吗，怎么会谈，这是一个严肃的话语，就是因为，他要考虑的是德意志民族何以自立的问题。
当然，尼采后来背叛了自己，觉得很幼稚，他对自己有一个超越性的否定，但是，此书影响的人可多了，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说”，某种意义上也在这个背景当中出现。当时在民国，那时候有很多的救国论，也有很多代宗教说的讲法，比如说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冯友兰先生以哲学代宗教，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唯蔡元培先生，是以美育代宗教，其实是在救国思潮之下来谈的救国路径。
这就是国立艺术院的起源背景，为什么是德国，因为中国彼时，与德国的命运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为什么是艺术？
蔡元培在回忆当中说自己在德国，课堂上听到的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又常常受到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他还谈到，最注重美术，尤其是造型美术。大家知道，造型美术就是亚波罗这个神话人物的艺术类型之代表，这一点在《悲剧的诞生》这本书里，说的非常明显。
尼采说，“正是因为我们有艺术，拥抱艺术，我们才不会被真理所扼杀”，而且艺术可以见证一个民族最核心的土壤的健康究竟如何。而蔡元培主掌教育大方向，在五四前后提出美育代宗教说，因为新文化运动当中缺乏一种区别于英法理性启蒙之外的德国式启蒙。于是，他就回到艺术与美学，探讨艺术以重塑民族性的路径，这正是学近代德国的结果。但是，艺术不能仅仅是古典的，鉴赏意义的艺术，而是需要实践与创造。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学院之意义了。
林风眠先生做了很多艺术运动的实践，对标欧洲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希望杭州就是中国的“佛罗伦萨”，当时就是他们的一个梦想。1928年成立国立艺术院更是如此，但是，当时的国人还活在传统的旧观念、旧思想与旧习性当中，也许还是把艺术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小情趣，收藏与鉴赏，属于士大夫的小群体。我们今天还有讲玩艺术，这就是在那个系统里面讲的，所以，他们是不了解蔡元培的一番用心，也更不了解林风眠要成立艺术运动社，以及国立艺术院，创办亚波罗杂志背后的动因。人们不了解艺术和美学的真正价值，正是现代性的一个世界潮流，这是一个古典向现代转化的一种很有力量的精神性知识。林风眠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告全国艺术界书》，相当于是一部艺术思想的宣言书，认为艺术不仅仅是吟风弄月，而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再回到每个人的精神生活里去实践的文化救国之路。
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到20世纪初思想启蒙的三段论，我把它浓缩为：
第一个十年（1900年-1909年），受一部书的影响，就叫《天演论》，大家好像很熟悉这本书，但是如果你深深了解19世纪的欧洲，再来看看20世纪初的中国，你就知道这本书在中国起的意义非常关键。它在谈的是古今之变，同时也谈到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进化论，这是第一个十年的思潮。《天演论》，应该是中国有翻译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都读过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之阶段性的思想。
第二个十年（1910年到1919年），是东西方文化，它的高潮就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进行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它的核心不再是优胜劣汰问题，而是德先生、赛先生的理性启蒙。
第三个十年（1920年到1929年），出现另外一个思潮，那就是人生观的论战，中国文化寻找自身文化身份与本质精神的一个重要思考，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的意义，等等。那时候出现了新儒家，这是玄学的代表，有相当一批人是中国传统的保守派学者。人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并不是科学和政治启蒙解决得了的，人性的另外一个维度，也就是玄学的追问、哲学的追问，我们也可以叫形而上学的追问，才能塑造国人的新精神，这就是新儒家，也可以叫新宋学的一脉。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熊十力、梁漱溟，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在西湖边隐居的马一浮先生，他们三个人代表新宋学，也可以是新儒家的三个大师，登上了历史舞台，以补新文化激进运动之不足。
当时大家知道这种启蒙的路径，这种思潮的引发，到最后中断了，因为30年代出现什么事情？中日战争，所以启蒙被断掉了，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讲，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民族要亡了，文化精神上的工夫先放一放，这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启蒙断了，真的断了吗？其实，美学和艺术的启蒙，从蔡元培先生到国立艺术院，甚至在中日战争期间，从来没有断，它的代表群体，就是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专，无非是什么呢？无非是从个人的画室，师生的教室，即一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地人间，我们从平湖秋月的岁月静好，到战火纷飞的西迁之旅。
因为艺术创作不再是原来所理解的那种困守一隅来摆弄一些小物件，不是这样的。吴冠中先生回忆文章，《走出象牙之塔》，就代表艺术走进长天阔地，塑造民族精神的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艺术行动，这不是原来艺术运动社的理想吗？无非走出象牙之塔，走向乡野与城市的街头，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革命相结合，成为艺术的行动。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个会议上的代表是104个人，其中有1/5是美术家，我们学校占了里面的1/3，国立艺专的人。
走出象牙之塔，投身于大时代的社会运动，艺术启蒙真正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表达。1938年，即将辞别国立艺专的林风眠校长，在湖南沅陵写下“为艺术战”，那是他当时在1938年的临别赠言。这四个字既可以看作是国立艺专西迁的精神向导，因为日本人打过来，杭州守不住了，所以艺术院校也一样往西边迁移，我们走过了好多的地方。这四个字也融尽了蔡元培美育的理想，林风眠艺术运动的重担，尽管它是在西迁途中产生的，却饱含着立校之初先辈们呕心沥血的期望，也意味着上塑至欧洲优秀的哲人与艺术思想家为自己所在的民族精神之认同而寻找艺术援助的德国启蒙传统。当然，还可以追溯到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的理想，希腊人的人生的理想等等。为此，勇敢地去面对时代的真问题去思考：创造时代的艺术，可不是一句空话。
正因如此，国画、书法在今天的学院和社会中，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能量。对中国艺术家而言，历史依然活在今天，依然是构成“中国当代”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我们才反复强调，学院教育不怕保守，怕的是丧失道统。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个专业都能够做到在自己的道统中“源流互质”，都能够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在古今的酬答唱和中形成继往开来的“自新之道”。
我们很熟悉那个信笺，介绍了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每句话都可以深挖进去。其中，创造时代艺术，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了验证。
我们学校的孔令伟教授，他梳理出美育在新时代出现，新文化运动后面补进来的课程，他把它叫做新式人文教育。欧洲在经过一战以后的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敏感的艺术家、思想家，早期的乐观情绪已经早已不复存在了。我相信大家应该要理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背后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当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引进新文化，以为西学能够救援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大家切莫忘记掉当时的欧洲刚刚结束了自己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被自己的文化以及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自信有了巨大的失落。当时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西方的没落》，一战之前写就，作者是一位德国的中学老师，叫斯宾格勒，一战结束，风靡全欧，传播到全世界，非常畅销。你不要忘了，我们在1919年讲德先生、赛先生能救中国的那个新文化运动当中，高扬西方的文化。几乎同时，西方人自己是非常沮丧的一个境况。
为什么呢？就需要思考启蒙之不足，理性启蒙之不足，这就是新式人文教育和审美的现代性有莫大的关系。这里就接续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在科学主义、物质主义之外重温了人性的温情与况味，彰显了人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再联想1919年12月，蔡元培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艺术塑造国民性与民族精神，这个德国传统在德国觉醒后，他们研究人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源起，研究歌谣与童话，追问希腊人的人性理想等等。他们相信上帝不是一个理性的数学家，而是一个感性的、美学的艺术家。他们有这个论断，这对蔡元培、林风眠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战以后。
下面进入美院的重要人物，林风眠。林风眠先生是我们的校长，以艺术为志业，以艺术为武器，国立艺术院自诞生之日起，即“以艺术改造社会”为最高理想，是艺术运动之策源。林风眠先生掷地有声地宣言，“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社会人心间的感情的破裂，又非归罪于五四运动忘了艺术的缺点不可！”为什么中国没有什么改善，就是因为德先生、赛先生之外，第三个先生没有引进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A先生（艺术）。艺术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占了第一把交椅，我们也应把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主位，拿给艺术坐！”
“我们愿将国立艺术院，作为艺术运动人才的集中处所，大家真心肯以艺术为终身致力之鹄的同志，得以安心努力，维持其致力之初心，并且从提倡艺术运动入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为中国社会争得一线稀薄的光明！”艺术为现代社会服务，艺术为现代的人服务，这和传统观念中的艺术有区别。
林风眠有宣言书，抱怨五四运动顾了科学、顾了自由、顾了民主，却把美术给忘记掉了。反思五四运动缺失了美术，文化的命运会是怎样这样的问题，在范景中老师的《美术史与雅游》中提到，他说，林风眠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对蔡元培的美育缺失作出积极的回应，于是我们会看到亚波罗的第一期就提出艺术运动，也就是五四这场浩大的运动当中缺失的一个重要的运动，他们试图用艺术运动来弥补五四运动。
我觉得这个逻辑要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国立艺术院之外的另外一个叫做“艺术运动社”，它更大的类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美院三类人之第三类天职，艺术的传播者和艺术思想的引领者，这些人往往会引发社会的思潮。
艺术运动社是集中全国艺术家的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致力于美学和艺术的启蒙，并创造出新时代的艺术。他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团结艺术界，致力艺术运动，促成中国之文艺复兴”，所以很多的社会实践，包括今天美院像跨媒体的策展，以及相关专业，都带有早期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亚波罗杂志。这个杂志兼具艺术运动社的机关刊物之身份，从第13期，改由艺术运动社来编辑，不再是原来的这一批，就是学院以艺术运动为目的，艺术运动社以学院为依托。
第三，为什么是亚波罗？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老师叫做李朴园，他翻译过一本书，叫做《亚波罗艺术史》，商务印刷馆出版。我们谈到亚波罗艺术，必须要追溯到一个最早的艺术团体，叫霍普斯会（Phoebus）。是在什么时候呢？1924年，当时在法国，以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三个人为代表，成立了霍普斯会，也叫海外艺术运动社。霍普斯就是亚波罗的异名，为太阳照耀、光明撒遍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将艺术作为献身的对象，如同太阳之奉献。所以美院的第一个校徽，之所以会太阳神驾着四匹马，从黎明到黄昏，太阳神所到之处，必携带光明，蕴含光明洒遍、阳光照耀的意思。而霍普斯会也是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等结成一生的友谊之契机，他们共同致力于创造新艺术，回应蔡元培所倡导的创造美，然后又专注艺术学理的研究，引领社会的艺术启蒙，又呼应了蔡元培先生“实现美”的美育代宗教的理想。
这三个人很重要，我们可以叫做中国美术学院的三驾马车。霍普斯会，1924年（还没有国立艺术院时）的主要负责人，其实也就是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主要负责人。
黄文中先生在《吴大羽研究》中谈到一句话，我觉得可以拿过来用，可以用他的话来理解，“等到蔡元培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一职，开始筹建国立艺术院时，这批霍普斯会的艺术干将则承担着具体的工作。日后以国立艺术院教师为主的艺术运动社可视为‘霍普斯会’在中国的延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霍普斯会’与国立艺术院院系负责人员的重叠情况及他们在学术追求上的一致性”，他谈的是吴大羽，其实也是美院立校之初的初心所示。
在文化史上，我们可能要追问到温克尔曼，他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史学的奠基人物，也是考古学的奠基人，为德国民族塑造了一种希腊式的理想精神，就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实也就是亚波罗艺术的代名词，以此光明之神、希腊的秩序之神，来塑造德国人的文化认同。德意志认为自己是希腊精神的传人，正可以借此为自己赋予一个新生民族的使命。
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基本精神的概括与理解，影响了后面的德国人，莱辛、歌德一直到黑格尔，并且长期成为德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种主流意见，直到尼采出来，尼采对他有个批判。
亚波罗的特点，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不细讲，大体上知道它象征造型的冲动，它是明晰、光亮、尺度、形状、优美的比例之神，给万物批上一个美丽的光辉，照出一个新世界，有秩序的世界。
但是亚波罗艺术不足以解释希腊，这是谁提出来的呢？就是尼采。温克尔曼与尼采两人可以构成一部艺术史学或者说美学史的两端。因为尼采发现了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问题，按照亚波罗艺术来解释。人生的痛苦问题，尼采越是研究，越是发现经典意义上的希腊文化的研究，譬如温克尔曼建立起来的亚波罗式的希腊图景瓦解了，他自己是古典语文学希腊文的教授，他觉得希腊的元素不仅仅是亚波罗，于是，他提出了酒神，即除了日神亚波罗精神以外，还有酒神的精神，而且，尼采把自己界定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
为了解决人生的苦难、荒诞，苦难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幻觉的方式，一种是变形的方式，我们这里也不展开。《悲剧的诞生》，我相信大家在研究生阶段一定会深入阅读的。总之，他在思考理性之不足，他说，“人生确实悲惨，这点很难说明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相反，艺术不只是对自然现实的模仿，而是对自然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补充，是作为对自然现实的征服。”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把它理出这么一个对比，一个叫乐观主义，一个叫悲观主义。尼采强调的乐观主义，就是以亚波罗为代表的，是强者的乐观主义，而相比之下，就有一个叫弱者的乐观主义，那就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就是理性化、理论化与科学化，忽略了非理性与艺术世界的价值。
诗人、艺术家会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命题，诗人和哲学之争，是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两个张力很大的文化传统。尼采以诗人、以美学来对抗另外一种哲学系统，他挑出来的第一个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那种哲学是弱者的乐观主义。当然，尼采也受叔本华影响，那就是悲观主义，但是他又反对叔本华，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无望的悲观主义、弱者的悲观主义，他强调的是强者的悲观主义，接受全部的命运。这是尼采在他的人生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超越，就是一种酒神精神，用这两个来弥补理性启蒙与科学启蒙之不足。
但是，尼采这个说法在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同，后来，我们回归的是温克尔曼的传统。那么，创立《亚波罗学刊》就意味着他选择的不是酒神，而是日神，因为亚波罗代表人间性，代表一种社会的有序、稳健的存在。当然，它也意味着造型艺术，包含了光明、适度、优美的存在，是个体化的创造产物，也意味着新生，所以，亚波罗艺术隐含着秩序和新生。新生，大家应该联系到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文化复兴的时候，艺术的作用之大，大家可以读布克哈特的名著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我们一般以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真的是复兴希腊语罗马的文化，其实它更是新生。它靠的是什么的新生呢？靠的就是艺术的新生，重新来激发人性的完整性，文艺复兴并不是片面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崭新的新生，是一种近代精神的胜利，是社会变革的新生命，亚波罗艺术在这里可以得到回应。
当然，还代表秩序，就是民族精神的凝定，大家也知道，中国的艺术理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开篇就点明艺术有非常高的价值，你不要把它当成小情趣、小玩意在自己个人的角落里去展开，它其实可以：“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给了它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亚波罗精神的镇静与壮美，也为我们美院传统确立起了一种艺术的图腾，亚波罗就是希腊艺术精神的合格代表。尼采虽如何偏重狄奥尼索斯精神，也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有很多的理论说明，那就是第一期亚波罗杂志首刊创刊号里的一篇文章，我们美院的第一代艺术理论家林文铮先生的《从亚波罗的神话谈到艺术的意义》，就是这一篇文章，这是第一期。
《亚波罗》这本杂志，是从1928年4月9号国立艺术院创立以后创办的第一份校刊，带着“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理想。只是很可惜，时代的乱离、家国的命运，使得这个杂志没有延续到今天，在抗日战争前，这个杂志就中断了，在西迁途中只有学社，而无杂志，它夭亡了，但是精神一直活在我们国美人一代一代艺术的创作者、引领者的身上，这是我们的血脉。1928年到1936年，总共发行了17期，就中断掉了，这里有很多的文章，表明了它的人间性与启蒙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勇于奋斗的精神，不仅写照着国立艺术院的初心，还延续了其每一个时代不畏黑夜、勇于探向光明的国美学子的心中。“永久记着最大艺术家是赴义最勇者”，这是我们第三代校长吕凤子先生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接力棒传到诸位新一代的研究生手中了。在我们历代的学子心目当中，亚波罗从未“停刊”。
亚波罗艺术开启的思想传统，向上最塑造温克尔曼、康德与席勒，一直到尼采。而三个最重要的国立艺术院的人物，则是在蔡元培先生的引领之下，开启了国立艺术院崭新的一种启蒙传统，一直贯通到了英国的贡布里希，他是奥地利维也纳出生，继承的是德国审美传统，30岁流亡到英国。他有一个中国的弟子，就是范景中老师， 80年代，我们又重新兴起了艺术运动一个新的思潮，流脉于我们这个新时代，也包括中国美术学院的各个艺术的专业，因为亚波罗可不是一批人，而是我们美院的全部。
所以，这些年，我们的新学子们一代又一代，重新思考美院的家谱和思想的学脉，其中有不少学生借此遐想《亚波罗》期刊的新封面，如果今天还在，那它会怎么样，其实是在对时代发问，对自我也有了一个期许。
在2018年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的时候，旧金山的艺术学院举办了一个特展作品，40多位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作品参加了这个展览，展览里就有来自时间的提问——假如亚波罗没有停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个举动，充分展示了中国美术学院对艺术教育的再思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张照片，来自时间的提问，他们就真的重新设计了。虽然，这是一个梦，在杂志的意义上，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恢复，反正现在我们是中断了、没有了。世界瞬息万变，了解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关于未来的情况如何，我这里也不展开。
结语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的讲座。我们的文化，刚才金书记也给我们上了一个文化历史的大课，两个多小时，我觉得很受用，谈中国文明的统一性问题，谈文化的核心精神问题，为什么在历代皆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还能延续到今天，而且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的文化自上古开启以来，元亨利贞，可大可久，平顺时缔造岁月，危难时结穴成丹，复能贞下起元，开出新天新地。
在中日战争当中，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贞元六书》，为什么叫《贞元六书》，就是贞下启元，重新缔造新文明。就是说，国家灭了，文化不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重新崛起，再度活回来，开出新天新地。
今日之世，各种思潮涌动，纷争蚁聚，当应势而为，为艺术战，就艺术“阐旧邦以辅新命”，责无旁贷。我们强调的艺术教育不是狭义的，它是大的艺术和大的教育。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的理想境界，是哲人和匠人的双重身份，我们会看到美院经常说“像匠人一样的劳作，像哲人一样的思考”，你们会不断地听到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身份不要忘记，那就是“为艺术战”的战士。技艺要上手，道谛要入心，我们期待有一代一代的学子当中诞生出一个一个天才，当然，我们讲的是后天的天才，先天的天才与教育无关，我们谈的是后天的天才，自我和他者共在，塑造出一个新的自我来，这个过程就是教育的结果。
但是，今日弥漫世界的重重危机，其中，有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有整个世界的大恐慌在弥漫，里面更有文化的危机，人的危机，尤其是像AI、人工智能等，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挑战，那么，在今日与未来之世，亚波罗艺术何为？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交给诸位新的研究生同学们去思考，这里就略掉了。
最后，做个结语，中国美术学院95年的历史中，隐藏着一部艺术的思想史与亚波罗精神直接呼应。与95年以前，作为民族精神出路的社会艺术运动直接呼应，而艺术本身则是开向无穷尽的未来，所以艺术实践者依循此一路径，当是大有可为的。而从尼采最后的悲剧命运可见，我们始终要记取，亚波罗（太阳神）比狄奥尼索斯（酒神）更靠近个体人生的真谛与社会的真谛。中国美术学院继承与强调的是亚波罗精神，亚波罗的光明不但是宇宙的光明，自我生命的光明，最后还要回到社会的光明和家国的光明里面去深入叩问，这样的学问才是我们真正想去追求的学问。
因此，真正的艺术研究应当有三副学问的面具，也就是诸位在研究生阶段要展开学问的探讨，我个人认为有三副：一是艺术学的本体面具。二是广义的艺术解释学的面具，三是艺术传播学的面具。亚波罗精神就包含了这三副面具，匠人、哲人与战士的三副面具。将这三者统一在一起，那就是艺术行动，就是国立艺术院建校之初的亚波罗精神。
最后，祝福大家，在此，我用《易经》里的一句话作为赠言，希望大家加入国美这个艺术的大家庭，在这几年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生涯当中，要学会：“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把美院的这段美好的岁月，作为打造自己一身本领的一段好时光！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