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艺术学府之一，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着学院的“亚波罗精神”，即通过艺术的力量来凝聚民族意志，推动社会进步，是中国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启蒙的一面旗帜。

值此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之际，此篇文章从国立艺术院开启的“亚波罗精神”谈起，提出艺术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获《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网等重要媒体刊载。希望这篇文章能为95周年校庆增添一份特殊的纪念意义，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关注国立艺术院的历史和贡献。

从国立艺术院开启的“亚波罗精神”

谈艺术凝聚民族意志

文｜朱文信

（本文刊登于《中华读书报》12月6日文化周刊版）

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起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制礼作乐，不仅仅是一种典章文物制度的建设，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手笔，包括了艺术、哲学与宗教等领域。

西周以降，就文化精神之缔造来说，历代皆有损益。但不变的是，历史往往是由一般意义的文人士大夫书写与传播，而那些颇具社会学革命意义的“匠人”们——我们今天也叫做技术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处于长期被压制和漠视的地位。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几乎没有匠人或艺人的身影，他们作为第一线的创作者，影影绰绰，却归于静默。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艺术家与工匠们可能至今还在遮蔽之中。

在中国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震撼人、很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文艺思想，出现在延安与北京两次文艺讲话中，它们都直接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以紧密同构的形式，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

发端于意大利的近代文艺复兴运动是民族精神再造与凝定的先声。如果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家梅列科夫斯基的话来讲，那就是“诸神复活”。诸神的回归，在文化上首先表现为艺术“魂魄”的主体性觉醒。艺术的晋升作为新文化、新民族尤其是新社会意识形态崛起的一个重大标志，如同精神的电流一般，迅速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然而，文艺复兴仍还停留在个体的思想启蒙层面，还不足以成为全国家、全社会的一体化进程。首先将审美的启蒙与现代性推向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是德国人。

德国的现代道路有其特殊性，其一，相比英法而言，德意志深陷普法战争的泥潭中，迟迟未能完成国家地理与精神上的统一；其二，马丁路德之后，民族语言差不多觉醒了。于是，在这种政治未能统一，语言已经觉醒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诸多德语区的邦国凝聚为统一的民族国家，靠什么来建构、来塑造？德国思想家们找到的钥匙是艺术的亚波罗精神。从温克尔曼开始，经过莱辛，赫尔德尔、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一直到尼采。他们一致地把亚波罗艺术作为德国民族精神与主流文化的建设。

《阿波罗艺术史》，S·Reinach著，李朴园译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即国立艺术院，一直有着一个伟大的抱负与启蒙传统，即蔡元培先生 “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它其实是一种区别于德先生（民主启蒙）与赛先生（科学启蒙）之外的救国路径（艺术启蒙）。从德先生、赛先生到“艺术-美育”启蒙，是中国启蒙思潮三个阶段不断演进的产物。我们不妨以十年为界大体言之，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一种进化论思潮的传入，引发人们对古今之变的思索，标志性事件就是世纪初严复先生翻译并以桐城派古文注解的《天演论》，引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争议。第二个十年主要关乎东西方文化之争，其高潮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纷纷取法英法理性启蒙的思想材料，并积极介入社会革新洪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十年德国启蒙思想的引入尚属匮乏，对启蒙本身也缺乏反思。

第三个十年的标志是著名的人生观之论战，也就是科玄之争。这个论战就有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深度追问，换言之，开始对科学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代启蒙产生怀疑。那么标榜新儒家、新宋学的玄学能替代吗？若只是想返本而深入人道的圆满，或许玄学派的理论已然足够：让人生与美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关联，达到艺术化人格的终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然而，科玄论战中的艺术人文精神在民族国家的建设层面仍是前现代的、前反思性的。真正将艺术带入具体的启蒙实践与社会运动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所建立起来的国立艺术院和由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等人确立的国立艺术院亚波罗精神，是中国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启蒙的一面旗帜。

国立艺术院半月刊——「亚波罗」首期封面

由此，第三种启蒙的代表，亚波罗精神在第三个十年（1928年）登上了舞台。“来创造美、实现美，使人们由迷信的心变成爱美的心，完成人们的生活”是亚波罗精神的初心。我们知道，前两种启蒙在大时代的种种乱离中，最后中断了，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判断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唯有第三种启蒙延续至今，无非是从个人的画室，师生的教室，即一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地人间，从平湖秋月的岁月静好，到战火纷飞的西迁之旅。

令人瞩目和振奋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及我们新时代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精神呼应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古典传统和回归人本的启蒙思潮，尤其对应着蔡元培先生立下根基，由林风眠先生和我们新一代的艺术家群体的劳作。

我们可以说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这个艺术家群体，是近现代以来唯一未中断的启蒙传统继承者。这个集体有着三重重要的文化身份：

第一重身份是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在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上展开深度的探索。虽然这已经极其可贵，但单单是这一类人物，那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吟风弄月没有本质的差别，还是困守一隅，就社会理想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还需要第二类身份，即艺术的命名者和解释者，他们能够深度理解时代与人心，为时代的艺术进行命名和解释。还有第三类人物，那就是传播和弘扬艺术精神的人，他们勤于书写，而且精力弥漫，行走四方，往往能够引发社会新思潮的激变，把艺术带进了最广大的人们的生活当中。第一类人可以理解为匠人、艺人，第二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哲人、艺术思想家，第三类，我们可以理解为林先生所讲的，在时代的乱离中，能够“为艺术战”的那些战士。而这三重身份：匠人，哲人与战士，可以是同一个人，更可能是分工，是各自为战，但都是可以统一到了我们国立艺术院自建校之初，沿澜随波而来的亚波罗精神传统里面，关涉社会的新秩序与社会的新生。

国立艺术院第一个校徽图标，灵感即来自于太阳神亚波罗，驾着马车，行走天宇之际，于世界各地遍撒光明。

根据中国美术学院的95年之历史传统。我们也发现了，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画自由”——画出他们个人的生命理想与美学之梦，成就个人的艺术境界，同时，也要“画大悲”——有一种大怀抱，画出时代、家国、天下的命运与前景。这是美院第一代艺术家吴大羽先生的原话。他在晚年回答欧洲一个画廊采访时，画廊记者问何为艺术家的最高境界，吴大羽先生说：

“前身曰画自由，后身曰画大悲。”

春秋代序，日月辉光。时序已经流转到2023年11月10日，一个浪漫璀璨的黄金之秋，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之前的发源故地良渚，在全面建成启新的良渚校区里面，中国美术学院以“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行”为主题，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大会，少长咸集，友道会晤，彼此畅谈世界文明之互鉴，深思与古为徒、兼能与古为新的人文艺术教育之大道。抚今追昔，堪为一时之盛事！

作者介绍

闻中（朱文信）

闻中，中印古典思想研习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曾孤身漫游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不同的道院，追随印度僧人学习印度哲学。主要著作有：《从大吉岭到克什米尔》《梵学与道学》《道德真经集注》等。